孟子直接推开齐宣王心中久久关闭的“恒产”与“恒心”这两扇大门，畅谈道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”孟子所处的时代以农为主，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：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土地的划分，同时，孟子亦主张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。

劳力指人民耕作一定的土地，有恒产;劳心之士虽无恒产，却在国策及具体管理上使国家社会的风险降到最低。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，出疆必载质，则表现出一种迥异于现代作风的出仕的担当。二者的关系，孟子认为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。”另外，在王道之政的框架中，孟子还认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但现在的问题是民不聊生，救死都恐不及，哪有时间谈文化呢?可见这些诸侯王正陷入了自己设定的悖论中：在无序中求有序。

读书至此，使人沉思：真正意义上的士毕竟是少数的，各诸侯国正在“士气”难得，“罔民”可为的时风中滑行!那么，如何使“士气”高扬，不至罔民呢?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孟子正以身作则，起而行之。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在同梁惠王谈论时已经说过，齐、梁是当时的大国，人口众多自不待说，可见“制民之产”是富之，“驱而之善”是教之。经济的发展，可使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，文化的传播，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质。